其中许多胥吏被纳入名录，接受俸禄，受到吏部的管辖。
而省试的举行，又让许多的秀才、举人参与衙门中，一下子就断绝了胥吏的世袭。
同时，胥吏由省试提拔，虽然造就了一些不懂得基层工作的读书人，但却提高了其素质，更加有助于地方主官对地方的控制。
且胥吏是本土任职，而省试后的吏员，则是本府随机分配，异县为官，能够很好的杜绝其结党营私。
故而，民间言论：吏员如官，吏治甚于前朝多矣！
这也为绍武朝的新政实施，奠定了基础。
减租减息，三乡老，通判推官，赋税直收，推广农作物……
这一桩桩，一件件，才造就了如今这盛世。
据吏部统计，平均每县官吏数目，从前明时期的百来人，扩充至两百余人，近三百之数。
其中，既有巡检、仵作、僧道阴阳官等，又有六房书办，吏员，以及民间的乡老。
府、省的官衙，也逐步扩充数量，才能管辖如此庞大的官僚。
由此，中央的文武官吏，约莫五千来人，而地方则超过了四十万。
而实质上，官衙还大量雇佣了白役干活，其数量是官吏总数的三到五倍。
笼统的来说，大明朝两亿人，吃皇粮的人数约莫有在三百万，其中包括了军队、百官、吏员、白役等。
官民比例，约莫七十比一。
而要知道，前明时期吃皇粮的不过二十万，就备受文人们苛责，财政负担太重，皇帝不断的进行苛扣，经常拿纸钞、胡椒等抵债。
这些人的俸禄，一年总数超过了六千万。
其中，军队包括京营、边军、巡防营，总数约七十万，养他们就要三千万。
想到这，一向与钱粮相伴的阎崇信，忍不住哆嗦道：
“我朝官吏之数，远胜于前朝，古往今来数千年，也唯有我朝官吏最多吧！”
“年支六千万，古之未有啊！”
礼部尚书赵郎星闻言，也叹道：“中堂所言极是。”
“近些年来，民间许多士绅言语裁撤官吏，开源节流，朝廷官吏太多，让人难安啊！”
“不过说起来，如此多的官吏，在中堂手中依旧能够稳妥安置，俸禄不曾拖欠，实乃少有啊！”
阎崇信闻言，略显得意道：“官吏繁多，某在内阁也是经常难安，思索再三之后才略有所得。”
“这大明，全靠商税维持。”
去年的秋税渐渐抵达京城，数量与内阁估计的相差不离。
比较现象级的是，绍武十八的商税第一次超过了农税，这对于内阁来说，是极具震撼的。
地方上缴九千万块银圆，而粮税只只有四千万左右，如果换算成粮食，一石八银毫，那就是五千万石。
相较于前明时期，几乎翻了倍。
内阁仔细研究，除了收税更为彻底之外，大部分的增长点在于台湾府、东北三地的开发，尤其是辽东地区，其地广人稀，京城所食之粮，泰半来自地。
而商税中，酒、茶、铁、盐四项为杂税，仅仅靠盐，一年就上缴两千万块，着实离谱。
其余与地方分成的关税、坐税，也上缴两千万来万。
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达到了五千三百万块银圆。
所以在阎崇信眼里，绥远和察哈尔商税收的多，而安南除了粮食一无所有，在安南和绥远之中选一下，他宁愿选绥远。
阎崇信对几人讲解着赋税的要点，感慨不已。
如果去除商税，那么仅仅看四千万的粮税，根本就养不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和官僚。
这般，就导致了官僚体系依赖于商税。
“重农抑商，断不可以行了。”户部侍郎苏子翁附和着，然后愤慨道：
“许多不知深浅的，言语朝廷轻农重商，与民争利，这要是不争，朝廷怎么能活得了？”
“难道要像前明时期的崇祯皇帝那样，向百官来化缘养军吗？”
“好了！”阎崇信安抚道：“都是一些少不更事的，朝廷把税收到他们头上，自然就心绪难当。”
“莫要听其胡言乱语。”
而一旁的赵郎星无言以对。
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两位是过来唱双簧，表演给自己看的。
前几日，他家的应为漏缴关税，被罚了两千块银圆，这些时日对于户部一直摆脸子，看不顺眼。
阎崇信瞥了一眼赵郎星，见其抿着嘴唇不发一言，他心中一笑，对着苏子翁微微点头。
苏子翁也配合道：“要我来说，朝廷每年剩下一千来万，为了以防万一，商税还是要收多一些。”
“中堂，不如效仿前宋，施行官营如何？”
“官酒，官盐，官醋，官茶、官布，照我来说，这样一来商税起码能再翁三五千万，这要是突破了一万万两，才算是真正的盛世啊！”
“不行。”赵郎星再也坐不住了：“赵宋冗官、冗兵，还要上供给蛮夷，自然苛扣百姓，如今我皇明亲政爱民，断不可行此事。”
“怕是一旦施行，民间就不稳了。”
他家就经营着大量的醋场，酒场，这要是收归国有，朝廷亲自经营垄断，那还赚个屁呀。
“安坐！”阎崇信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问道：
“为何商税倍于前朝，而百姓们却不反？”
“下官不知。”赵郎星平静下来。
“我也曾疑惑，陛下亲解道，此为直接税和间接税。”
阎崇信摇摇头，站起身对着紫禁城的方向拱了拱手，表达了对于皇帝的敬仰：
“所谓直接税，谓之农税，亲自从农家手中取走，自然是人皆恨之。”
“而间接税则不然，如布匹，价格高了些，那衣服就在多穿几日，等实在穿不了，就跺了跺脚再买，那时候只会骂奸商，何怪朝廷？”
“况且，能买得起或许的，口袋之中总是存了些许钱财，买不起的自然就不买。”
“所以，商税不仅得征收，而且还得不断收，一直收，农税则相反，尽可能的轻徭薄赋，百姓们口袋里有钱，商税才能收起来。”
赵郎星恍然。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下官明白了。”
阎崇信微微颔首，露出了真切的笑容。
事后，其才快步而至京城，向皇帝汇报此事。
朱谊汐听其解释后，才叹道：“到底是读过书的，知晓分寸，讲明白了就好。”
“些许的读书人，为官多年，忘记了圣贤书上的道理，一心被银钱遮住眼睛，着实该磋磨一番。”
阎崇信拍着马屁：“陛下怜悯，让其改过自新，实乃是千古圣君也。”
对此，朱谊汐摇摇头人，继续裁剪着眼前的一颗花树。奇快妏敩
手中的剪刀飞快，不一会儿就将整颗树修剪得坑坑洼洼，就像狗啃了一般，分外的难看。
阎崇信见之，眼皮抖了抖，就当没看见。
朱谊汐则不然，反而认真的打量起来，看样子满意至极。
见其脸色不变，他才道：“修剪树木，看的不是当今，而是往后。”
“减去那些枝叶，留下空间给新枝，从而让其更加美观动人，一时的美丑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未来。”
阎崇信闻言，神色一禀，似乎有所悟。
实际上，朱谊汐的心情并不太平静，他只是借着修剪花树来使自己平静下来。
如果是在当年，官员如果喊几句与民争利，他早就耳光子扇过去，直接一贬到底，来个排气泻恼。
但如今登基日久，他成熟了，知晓了稳重。
赵郎星，礼部尚书，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实际上他的身后站着一大串文武官吏，处置了他根本就不见效。
这群人，可以将其代称为既得利益群体。
他们又与明末时期的士绅不同，这群人是由官商群体构成。
家族中推出人来当官，然后族人经商，相互勾连，支持，从而势力庞大。
毕竟科举这玩意儿，除了要脑子外，钱财占据很大的份量。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山西晋商群体。
人家徽商是穷山恶水，不得不出来经商，而晋商则得益于边贸，主要的人才放在经商上。
这种人让朱谊汐想起来了英国的新贵族群体。
何谓新贵族，就是不再依靠土地，而是靠经商发家致富的贵族，思维上更加广阔。
按照常理来说，苏格兰发生叛乱，查理二世想要加税解决军费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思维。
但新贵族不肯，要求限制征税权，不同意立马就造反了。
所谓的天主教信仰问题只是借口，主要是利益。
这行为大明则是什么？
江南不纳税的士绅。
盐税一年百万，茶税几十万，根本就在糊弄鬼。
而如今，农税减轻，绍武朝中央集权力度加大，士绅们不得不屈服，大多缴纳田税。
而这时候，重税的商人群体不乐意了。
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官商，本来能赚百分百的利润，如今要掏三成给朝廷，着谁忍得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朝廷从上至下的重商思维，让商人的地位曲线性升高，其诉求自然就出来了：
“减税！！！”
在思想上，他们以经世治国为口号，大肆要求朝廷重视商业发展，减轻商人的负担。
而在行为上，他们则要求朝廷重视商人利益，如减轻赋税，减少关卡……
表面上来看，这是很正常的诉求。
但这与朝廷的利益冲突了。
因为从幕府时代开始，就对商税大肆征收。
如川盐入楚，楚粮入吴，依靠着长江这条黄金商道，幕府不断地征收商税，养活了十万大军。
不然的话仅仅依靠被肆虐的湖北地区，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为了安抚商人，朱谊汐就不断地出台政策，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肃清吏治。
如南京登基时，他废除贱户、杂户，一律统称为民户。
表面上来看是贱户得利，实际上却是大量的商人们获得了实质上的好处。
因为在前明时期，除了江南地区少量商人外，大量的商户是很难考取科举的。
皇帝出台的政策，为其子嗣登科举扫清了障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再如是。
中央朝廷的每项政策，都有深意。
同时，贱户变民户，就代表着其不再享有免税的政策，一切行事都要征税了。
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青楼也要缴税了。
官员们讨厌贱户，除了其身份低贱外，还有一项原因就是因为其不纳税，不服徭役，无利可图。
雍正时期的废除贱户，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扩大税源，进行收税。
沿海漂泊的疍户、江南地区的惰民、丐户等，也纳入人口户籍，缴纳赋税。
不然的话人家满清皇帝，八旗贵族们都照顾不过来，哪里想得起几百上千年来的贱户？
历朝历代不管不顾，也是说明其无利可图。
税收这种事，农税轻了，商税就会重，非此则彼，根本就没得平衡。
而如今，绍武皇帝选择轻田税重商税，这就让一群过惯轻松日子，且实力逐渐膨胀的商人们不舒服了。
官员要求重商，其背后都是一群商人在支持，或者本身就是经商。
面对这些人，不管不顾地处置，不过是强行压制矛盾，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罢了，不值当。
“前明依赖于田税，故而对士绅再三小心，我朝依赖于商税，对这群商人们也得注意了。”
正是因为想的这般深，朱谊汐才有气。
今日减税，明日就争权，后日就是推倒皇帝。
这在西方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
而东方由于长时间的君主专制，君主妥协就会死亡。
对朱谊汐来说，如果所谓的资本萌芽是要夺他的权，推翻他的家族统治，那这萌芽不要也罢。
权力就像毒药，只要一入口就摆脱不得。
“不过，有利也有弊。”
朱谊汐忽然又松了口气。
国朝赖以商税而活，就必然不会舍弃商税，不断地加码，维持财政的健康。
同时，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就占据多数，这也就意味着读书人多出自地主群体，这群人或许重商，但绝对不会摆脱儒家思想。
毕竟儒家到现在的程朱理学，就是地主阶级改造后的产物。
“压制和发展，这并不矛盾。”
皇帝自言自语了一番，随后道：“你做得不错。”
阎崇信大喜：“这是臣应该做的。”
“商税之重，国朝仰之，岂可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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